古老的文明，埋藏在尘封的历史长河中，神秘且灿烂。

考古，穿越时空，叩开了中华文明探源之门。从荒野求索到满天星斗，考古人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找寻失落的文明印迹。

我们的城市是怎样从历史深处走到今天的？人们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从1934年春对三星堆遗址进行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德阳考古已历经九十载春秋。本报特推出“何以德阳”系列报道，聆听德阳考古人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感受历史的厚重与内涵，彰显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自信。敬请关注！

1927年，广汉南兴镇农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家田地耕作时，一锄头挖出一坑玉石器，不经意间打开了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文明被掀开一隅。1934年春，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担任顾问的考古队在玉石器坑附近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考古发掘。

如果以此为开端，今日德阳地域范围内的考古活动已走过近90年的历史，几代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考古发掘成果。不止有三星堆，什邡桂圆桥遗址、箭台村遗址，什邡、绵竹的战国船棺墓，罗江周家坝船棺墓葬群、绵竹故城遗址、中江塔梁子崖墓群……古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展示了这片土地的深厚底蕴，为了解德阳的历史文脉提供了坚实且丰富的证据。

“德阳的考古事业，始终和三星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考古学”是指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也被通俗形象地称为“锄头考古学”。所谓“锄头考古学”，就是要到田野去，通过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来研究历史和其他各种问题的一门学问。现代考古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标志性事件是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而最早在中国考古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国人。

刘章泽，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科班出身，2002年初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德阳市考古所）成立担任所长至今。1986年夏，还在大三实习期间，他便和川大的老师同学一起参与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那是一支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陈显丹，四川大学历史系林向、霍巍、李永宪，广汉市文管所敖天照等人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短短三个月的发掘过程惊喜不断，出土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金杖等大量稀世文物，1号、2号祭祀坑共发掘出金器、玉器及青铜器等各式文物上千件，引起了全球考古界的关注，“三星堆”这一名词正式走进大众视野。

初出茅庐就能参与到人类考古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大发现之一，刘章泽无疑是幸运的，这次实习也如一个大熔炉，让他的业务能力得到了最佳的锻炼和提升。

刘章泽回忆，当时正值盛夏，乡间田野酷暑难耐，更有蛇虫鼠蚁侵袭，但想到此次发掘意义重大，考古队的成员也顾不上太多。整个发掘队伍实行“三班倒”，每班工作8小时，以保证全天不间断作业。白天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夜晚挑着灯火，丝毫不怠。当那些大耳、凸眼、扁嘴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惊现眼前时，其面貌不同于以往任何出土文物，大多闻所未闻，连平日里博学多识的老师也犯了难，一度把青铜面具当作古蜀人的王座、耳朵看作扶手。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刘章泽说，如果从1934年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算起，德阳考古迄今经历了近90年的历史。“德阳的考古事业，可以说始终是和三星堆、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德阳不只有三星堆，三星堆是古蜀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但不是唯一的阶段。”

“不止有三星堆，桂圆桥遗址等考古发现串起德阳5000年”

2009年4月的一天下午，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什邡市博物馆馆长杨剑带领着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 （简称“三普”）的队员们在回澜镇玉皇村的一处待建工地（小地名叫桂圆桥）做调查时，地面上随处可见的陶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除了部分战国、汉代的陶片外，还有一些大颗粒的夹砂红陶、红褐陶等陶片，是杨剑过去在什邡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的，与三星堆遗址早期文化遗存出土陶片相似。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猜测很可能又是一处商周遗址，于是采集了部分典型陶片带回博物馆。

后来的结果表明，杨剑的猜测还是太保守了。在随后进行的勘探和发掘中，出土了一件侈口深腹罐，专家判定为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陶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专家们一致认为，桂圆桥遗址是近年来四川考古的重大发现，它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5000年上下；桂圆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源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桂圆桥遗址地处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相交地带，地理位置特殊，为先蜀文化及先蜀族人从山地走向平原可能性的探讨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节点。

刘章泽认为，“桂圆桥文化”时间在距今5100—4800年左右，可能是最早踏上成都平原的蜀人，也是古蜀人开辟三星堆的前进基地。在三星堆之后，紧接着的是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和以有什邡、罗江、绵竹、成都、新都等地“船棺墓”为代表的“晚期巴蜀文化”，分别是“杜宇氏蜀王”和“开明氏蜀王”时期，共同构成古蜀文化三千余年的完整发展序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古蜀文明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德阳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古蜀文明的相关遗址外，在雒城遗址、中江塔梁子崖墓群、“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绵竹故城遗址、孝泉宋代“孝街”等处的勘探和发掘中，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这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把德阳5000年历史串起来了。可以自豪地说，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战国秦汉、两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德阳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基本可以排列出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这在全省市州中都不多见。”

“何以德阳？答案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刘章泽介绍，在2002年德阳市考古所成立之前，德阳没有专业考古机构，各区（市、县）文管所更缺乏专业人员，德阳的考古发掘工作先是由省博物馆，后来是由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2002年德阳市考古所成立后，开始积极推进全市的考古发掘工作。比如，入选“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绵竹“天益老号”酒坊遗址，“那些年正值白酒行业兴起考古风，企业除了拼质量、拼广告外，更注重拼文化、拼历史。我们便主动与剑南春集团公司进行接触，提出了300平方米试掘计划和经费预算，得到了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2003年4—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2004年8—11月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是继四川成都水井坊遗址和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之后我国发现的又一处大型酒坊遗址,并独具特色,其生产规模之大、工艺要素之完善、保存之完整在全国尚属罕见。

在一般人看来，考古如同“挖宝”，充满了新奇和刺激，但在刘章泽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发现只是开始，发掘也仅仅是考古资料的提取过程，考古结论必须通过更为漫长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过程才能够得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考古更像是在刨垃圾，从残存的尘埃中寻找历史的信息。每一次考古结论的得出，都是通过漫长甚至是痛苦的探索得来的。”

以广汉“雒江桥墩”的研究为例。2007年初发现时，文物上刻有铭文，桥墩所属时代一清二楚，汉代最大铁铸件的结论也无可争议，但有关它的考古报告直到7年后才出炉。“因为当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就是桥墩的用途。桥墩都知道是建桥用的墩，但它是什么桥？具体的结构如何？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发表，是不负责任，也有点不甘心。”刘章泽说，根据桥梁建造学意义的划分，桥梁分浮桥、梁桥、索桥和拱桥等四大类型，从桥墩形制和铸造建设成本入手分析，“雒江桥墩”不可能用于梁桥和拱桥；而索桥多建于峡谷，与石亭江地处平原的地理实际并不相符，所以初步推断应该是浮桥的地锚，“但考古需要讲证据，不可贸然下结论。这个问题一拖就是7年，直到山西黄河蒲津渡遗址面世后，才找到了切实的证据，可以负责任地下定论，其用途为浮桥的地锚。”最终，拖了7年才写毕的《四川广汉市发现西汉纪年铁“雒江桥墩”》一文，发表在2015年第1期《四川文物》上。

日前，刘章泽和同事正加紧从事《德阳简史初编》（暂名）的编撰工作，因为有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强有力支撑，《德阳简史初编》的成书才具备了可能。刘章泽非常清楚，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我们的城市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走到今天的，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哪些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件，人们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富有个性的区域文化？回答这些问题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地方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何以德阳？从这片土地的考古发现中，一定可以找到线索。

来源：德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