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v.cctv.com/2021/11/15/ARTIJn29hk1ZCfqmifxS6OcA211115.shtml

01 “考古现场，游客止步”

      “三星堆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留下的？”“考古是不是寻宝？”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的生活中，这是最常被问的问题。

      雷雨198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三星堆的工作，他独自住在离祭祀坑发掘现场两百米的工作站院子里，种了一些盆栽植物，收养了两只小猫，一只美短，一只田园。工作站里存放着一些有待考证的器物，所以只要有人靠近院子铁门，墙上的监控器就会响起提示音：“您已进入监控区域。”

雷雨养的小猫｜受访者供图

      11月5日上午十点过五分钟，这个提示音出现在了快手账号“爱考古”和“央视网”的直播间里。“雷老师，开门啦！”敲门的两个人，都是雷雨的师弟。穿军绿色外套的是“爱考古”的创办人王澜，穿浅灰色风衣的是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徐坚。两人是北大考古系1990级同学，也是四年的室友。老友相聚是为了拜访雷雨，也是为了将三星堆考古人的日常展现给快手网友。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达12平方千米，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1986年，两大祭祀坑相继出土了大量独具价值的珍贵文物，三星堆也因此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21年，三星堆再次成为了考古界的焦点，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了象牙、青铜器、玉器、金器等大量的文物，直到现在，挖掘和清理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神秘的三星堆

      这一天上午，雷雨没有特别的工作。将两位师弟迎进院子后，他还颇为幽默地在镜头里鞠躬，展示自己脱发后的“地中海”以应对王澜那句“原来头发乌黑浓密的小雷变成了谢顶的老雷”。之后，三人一起朝办公室走去。

      两年前新工作站落成，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搬去了那里，只有雷雨仍然留守在这里。办公室有两间，外间放着沙发和书柜，里间则是两张挨着的办公桌和电脑。他们带着镜头一同上二楼看了三星堆遗址历年出土的陶片和陶器，在那里，徐坚解释了陶器之于考古人的意义：“因为不同年代的陶器在器型、质地等方面有不同的特点且有演变的规律，陶器起到了时间标尺的作用，对于考古人来说，陶器才是非常珍贵的‘宝贝‘。”下楼之后，三人还特地回办公室与网友做了个互动。原来是书柜旁立着一幅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赠与雷雨的金文书法作品：“三星堆上一声雷。”镜头对准了文字，王澜和徐坚却和网友卖起了关子：“是什么字？网友竞猜，猜中有奖。” 

      此时的直播间里，网友们已经兴趣盎然，纷纷在评论区打下各种问题。“为什么三星堆面具人的眼睛这么大”“三星堆当时会不会是专门用于祭祀的城市”。也有人好奇接下来要看什么，但更多人是在说对考古感兴趣、向考古人致敬。

      “考古现场，游客止步”，穿过一条田野间的水泥路，三人便走到了考古发掘现场。这里和工作站的院子一样，假如没有快手直播，它就是一个与普通人完全绝缘的空间。围墙内，受雇于工作站的技工们正拿着边铲等工具挖探方。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村民，其中一位姓曾的大爷更是参与过1986年1、2号祭祀坑的发掘。“一提到考古我们想到的就是考古学家，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不同工种的考古人，在背后做着不为大众所知晓的工作，比如负责挖掘的工人、技术工人，再比如说做修复的人员。”王澜说。

      镜头里，曾大爷黝黑精干、眉眼细长，相貌与著名的三星堆黄金面具有几分神秘的相似。一时间，网友们的弹幕开始刷屏：宝藏大爷！ 曾大爷右手拿着边铲，说一口浓郁的广汉方言。“那时候附近的人都跑过来看了，扒着坑，看一眼就走。”三十多年的技工生涯使曾大爷磨炼出了精湛的技术，他把边铲垂直地面，往下一截，侧面就露出了一片光滑齐整、层次分明的土层。

直播中的曾大爷

      在三星堆，让人惊叹的不仅有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还有充满未知的古城墙。尤其在徐坚眼中，古城墙的历史意义其实并不亚于祭祀坑。这次直播之前，徐坚就来看过一次月亮湾城墙。“回到历史现场是很令人兴奋的，在此之前你看的只是报告，里面画的是很规整的图，但你看到石砌的城墙画的各种线，你就会产生一些自己的判断或预设，所以我们都很急切地在现场寻找机会。”徐坚说。三星堆城墙是由堆土拍打而成，与良渚古城的草包泥筑城法、石峁古城的石砌城墙以及中原地区城址的夯筑城墙都不同，所以关于城墙是为了抵御外敌还是便于居住，从来就有不同的猜测。关于这一点，王澜也代表网友向徐坚提出了疑问。“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商周文明来认识三星堆的古城。”徐坚回答道，“三星堆修的古城挖低就高，不断在培植内侧的坡面，如果我们考虑到三星堆的低地是一个类沼泽的环境，所以很可能早期的人是为了堆起一个高岗地来避免水患的生活。”

      环绕三星堆遗址探访了一圈后，三位考古人最后将落脚点收在了三星堆博物馆的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这是今年9月28日刚刚开始试运行的场馆，里头陈放着今年刚从3号祭祀坑发掘出的黄金面具、立发铜人像等文物，而透过大厅的玻璃，也能直观地看到修复人员正用保鲜膜包裹刚出土的象牙。

修复人员正在用保鲜膜包裹刚出土的象牙

      “太震撼了！”“期待以后更多直播！”“有机会一定要去打卡！”虽然因为博物馆信号问题，直播到最后有轻微的卡顿，但仍然获得了超过280万的播放量。“我们今天的直播角度是从三星堆的「日常」和「非常」出发，让大家看到更全面、更立体的三星堆。同时让大家知道考古人的日常工作状态、真正的考古工作是什么样的。”

      王澜事后总结时说道，“自媒体平台上能看到这么专业又通俗易懂的直播，能这样呈现考古人的真实状态，这就是自媒体的魅力。快手的口号是拥抱每一种生活，这不就是吗？”

02“去想象你看不到的时间”

      雷雨、徐坚和王澜都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校友，因为快手直播又重聚在了一起。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他们走的是三条完全不同的路径。

      雷雨是重庆万州人，1984年毕业后分配到三星堆遗址工作。那时他对考古学还没形成系统的认知，也没有特殊的自豪感与成就感。他只觉得苦。

      他记得北大有两次实习，一次生产实习，一次毕业实习。生产实习去的山西农村，冬天冷，夏天热，日晒雨淋，没有地方洗澡，每天只能吃馒头。有一回冬天睡炕，烟囱排气不好，刚睡下煤气就往头顶窜，熏得雷雨和同学差点一氧化碳中毒。

雷雨｜受访者供图

      毕业时雷雨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去中学当历史老师，要么去考古单位。雷雨不想坐班，所以分配到离重庆很近的广汉，也就安之若素地待下去了。1986年三星堆考古大发现时，雷雨恰好在家养病，错过了那次发掘，不过他那时倒也不觉得遗憾。“我还没有进入这个角色，所以那些文物对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不像这次，出来一件没见过的新东西，真有点激动。”雷雨说。

      从1986年到2021年两次大发掘之间，雷雨陪伴三星堆走过了相对沉默的三十五年，以他自己的描述，就是每天上午挖，下午整理，周而复始。以前网络不发达，报纸要去城里买，每天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收音机和去村民家看黑白电视。

      “身体上很累，心理上很枯燥，但一有点新发现，好像又能支撑下去了。”雷雨说，“我们做的是商周考古，出来一个东西可能就能改写一段历史。人类在没有文字记录的阶段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最为神秘、最为扑朔迷离的，书写或者说补写那段历史，就是我们的工作。”

      而与雷雨扎根在具体地点进行考古工作不同，徐坚所做的便是穿针引线，将文明的碎片连缀成脉络。徐坚197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读中学时深受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的熏陶，很早就开始关心中国文化的缘起与未来。

      “那个时代会教会你很多东西，我们对物质没有确切的憧憬，我们反而有一种罕见的文化承担感。”徐坚确信考古是一门朝气蓬勃、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学科，大学毕业后他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念艺术考古硕士，之后又回北大取得了博士学位。

徐坚｜受访者供图

      这二十年，徐坚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和上海大学，研究领域涵盖了考古学、艺术史、博物馆学和人类学，2021年，他所在的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参与三星堆3号坑的发掘工作，他也因此更频繁地来到了广汉。在徐坚看来，雷雨做的更多的是从最具体的事实出发，然后将这些事实捆绑、归纳出某个结论，而他做的更多的则是自上而下建立理论模型，再去寻找可能的个案。也正因此，徐坚更珍惜那种在祭祀坑里体会到过的时空穿梭感，他说：“这也是一个学科的魅力。它教会了你通过看到的东西、触摸到的东西去想象你看不到的时间、去想象跟你见到过同一件东西但又完全不同的人。”

      王澜是攒了直播局的人，也是三个人中间离学术最远、离科普最近的人。

      高考过后，王澜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非常高兴，打开一看，发现被调剂到了考古专业，瞬间瘪了气。大学四年，舍友徐坚早出晚归，课堂笔记做得清清楚楚，王澜则是一到期末就问徐坚抄笔记。毕业之后，王澜被分配到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太清闲，每天下班后只能跟保安一起骑自行车巡逻。1997年，有师兄创办计算机公司，王澜便离职去了互联网行业。

      那时王澜没有意识到，他与师兄、室友正行进在人类历史的两端，他们正努力发现华夏文明的缘起，而他则在拥抱一场信息时代的革命。而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与客户洽谈时，对方最好奇的居然不是他掌握的技术，而是他考古系的专业。

      “他们‘逼’着我把商周考古、青铜器教材拿出来重看了一遍，我这才意识到了解过去才能明白未来。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不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你只能活在自己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是不是很可怕？”

王澜｜受访者供图

      2004年年底，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意外，也使得王澜开始思考更多人生命题，不久之后，他辞职，正式回归了与考古文博相关的工作。

      这些年，他潜心研究古代器物，探访考古工地和国内外著名博物馆，参与展览策划和文创开发工作，2017年与另外几个北大考古系九零级同学一起开始做“爱考古”公众号，秉承“考古人说考古”的宗旨，四年多来，共录制播出了近七十期学术讲座视频，内容涉及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古代艺术等诸多领域。然而考古是讲究实物证据的科学，田野调查和发掘才是考古人真正的舞台。为了能让大家了解到考古人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今年11月1日，他又开通了快手号讲述与考古相关的内容。他说：“学术回不去了，那就做些考古的科普工作吧。”

03“看到多元文明的场景”

      在以往，不管是雷雨，还是徐坚与王澜，都没做过类似的直播活动。

      今年3月和9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做过两次三星堆考古的直播、做过雷雨的专访，但都是呈现在电视媒体上。徐坚与杂志合作做过直播，但也是以讲座的形式，“都没有像这样实地跑一趟的”。寻访加直播的形式，让他们感觉都很兴奋。 

      “这远比坐在讲台上讲有场景感，更容易调动观众兴趣，也更能够让他们跟随。”徐坚说。而在雷雨看来，能参与快手直播并为网友带来新的视角则是一件相当愉快的事。“通过日常的呈现去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考古，期待大家以后对三星堆的误解少一点，认识更全面一点。”雷雨说。

      2019年以前，雷雨在三星堆几乎是孤军奋战，2019年之后更多资金、人员涌向三星堆，雷雨才感觉考古的黄金时代到了。

      “考古被拔高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我们来说真是好时候。”雷雨说他以前并不愿意去做科普，觉得费心费力又收不到成效，是这两年公众对三星堆的关注感动了他。“大家愿意了解三星堆，那我们确实有责任尽可能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去讲述中国的文化遗产。”

      在三人中，最热衷于搭建考古与公众之间那座桥梁的自然是王澜。作为最先拥抱互联网的一批人，他一直秉持“考古人说考古”的理念，希望展现考古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风貌。以前他担心在快手做科普会将考古人的思想切得过于碎片化，但随着短视频越来越成为主流媒介，王澜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科普的意义恰恰在于不断将不了解某个领域的人囊括进来。要是都像我们这么专业学过，那还做什么科普呢？”

      在王澜眼中，这次与“快手新知播”活动合作，来到真实的三星堆考古场景中进行直播，展现考古人“非常”背后的“日常”，正是对电视媒体直播的补充。他说：“真正考古人看的三星堆绝对不止祭祀坑，这也是我们要传达的理念，挖祭祀坑是考古工作，可那不是考古的常态。考古是什么，技工是怎样工作的，这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

      王澜的理念也契合徐坚对三星堆未来的期许，正如徐坚在直播最后所说的：“三星堆现在给我们展示了最绚丽的火花喷射的一刻，希望未来我们通过更细致的工作把过程展现出来……这或许可以揭示一种与我们理解的华夏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这是我想看到多元文明的一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