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镇紧靠青白江。场镇上，当年，有远近闻名的“丁豆腐”、“陈豆腐”，以及“春来饭店”，他们拿手的当家菜都是豆腐。白花花嫩闪闪的豆腐，不带一点石膏、卤水和烧锅味，深受顾客喜爱。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很多人慕名专程前来品尝。
1980年9月的一天，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搭车途经向阳镇。司机热情地介绍向阳的“丁豆腐”、“陈豆腐”，说是既鲜嫩可口，又价廉物美。记者心动了，就在向阳镇歇脚、吃饭。
饭后，记者随意在街上散步，走着看着，绿树掩映的一幢办公楼前门柱上一块崭新的吊牌映入了他的眼帘，白底黑字，十分醒目地写着字：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记者双眼发亮，激动难捺，凑上前去摸了一下，油漆还有点粘，说明刚挂不久。再环顾四周，“人民公社”的牌子不见了。
是违法，还是变革？他一时难以判断。但是，他意识到这是全国第一块“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于是，兴奋地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连拍了几张照片。回到成都，他连夜赶写了一条新闻，很快就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
“内参”传到了中央领导手里，传到了省里，广汉尚蒙在鼓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看到那份“内参”，便批示人大政法委员会“调查核实”。
于是，全国人大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办公室。
听到“叮铃铃”的铃声，郑学成主任拿起话筒：“喂，喂？”
“我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是广汉县吗？”
一听说是全国人大，郑学成赶忙严肃认真地回答：“我是广汉县委办，请问有啥指示？”
“你们广汉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有啊，有个向阳公社！”郑主任咬准字音回答。
“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了？”
“这个——”郑主任脑袋里“嗡”地一响，紧张地思索着，一下找不着合适的回答言辞。
由于向阳换牌子订有“三不”纪律：不报道、不广播、不宣传。但是……怎么会捅到全国人大去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小声回答：“我们搞一个试点。”
“谁叫你们搞的？”
“我们自己搞的，搞个试点、试验，不行嘛，就把它换回来。”
电话中传来轻轻的微笑声：“嘿嘿，我们只是核实一下，你们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说得轻松哦！郑主任暗自思忖，全国人大都惊动了，哪个会不紧张？他不得不继续如实汇报：“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人民公社的牌子还在，我们书记交待过，如果新牌子行不通，老牌子可以重新挂出来。”
对方说了声：“好吧，情况清楚了，再见。”
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对方未置可否。郑学成如坠五里烟云，他不敢深想，急忙向书记汇报。
大家对电话内容反复推敲，照样闹不懂这通电话意味着什么，只留下忐忑不安的心情。随即，全国人大法工委两次派人到广汉实地调查，调查组听取了广汉县委和向阳乡的汇报仍未正式表态，只是透露：按党中央的新精神，可以试验。
全国人大询问向阳摘牌其实早有起因。1979年，广汉全县普遍实行“包产到组”，使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发生了动摇。
9月，向阳决定把16名公社干部划分为三个班子。一个是行政班子，6名干部专管行政工作；二是农副业班子，6名公社干部加4名专管员（林蚕、植保、水利等）抓农副业生产；三个是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班子，4名干部负责公社和大队企业的管理。这个打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做法，得到了四川省委的肯定，省委派出农业调查组进行调查后写出《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政社分工试点的调查》，于1979年12月23日作为《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材料》印发。
1980年4月，在省委、县委的支持下，向阳各生产队召开选举大会，年满18岁的人均参加了选举，各大队产生了3-5名人民代表。4月18日，向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行使了自己的权利，选举葛民勋为乡长，周继模、俞素清为副乡长。选举没有剪彩，没有放鞭炮，一切都悄悄进行。
改革公社管理体制已水到渠成。1980年6月18日，在县委支持下，向阳摘下了“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悄悄挂上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政社分开，从此拉开了序幕，向阳摘牌也因此蜚声海内外，被载入了史册。
11月5日，向阳公社党委向广汉县委呈送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健全管理体制的请示》，主要内容是：建立中共广汉县向阳乡委员会，取代原公社党委。建立向阳乡人民政府，原选举产生的公社人民代表转为乡人民代表，管委会委员转为乡人民政府委员，管委会正副主任转为正副乡长。原大队改为行政村，设村长、文书各一人，原生产队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向阳农工商联合公司，下设农业、工业、商业三个专业公司。
11月11日，广汉县委向省委和温江地委呈送了报告，请示道：改政社合一为政社分家，建立乡党委领导下的乡政府和农工商联合公司。公社党委更名为乡党委，公社管委会更名为乡政府，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改大队为行政村，改生产队为合作社。
11月12日，中共温江地委向省委正式转报了广汉县委《关于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请示》。
1981年1月30日，中共四川省委对广汉的请示作了批复：经省委讨论，同意按广汉县委所报体制改革方案进行试点。至此，广汉撤销人民公社的改革得到上级的正式认可。
1981年，广汉县各乡镇先后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
1982年，全国人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修改，正式在全国结束了人民公社体制。
“向阳之花”从四川开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遍了祖国大地。1985年，全国所有人民公社全部撤销完毕。(陈立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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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人“摇糖”的启示
养蜂人摇糖时用力很有讲究。摇糖机是靠离心力的作用，将蜂巢孔中的蜂蜜甩出来。按照常识，肯定是要用尽全力摇，因为这样才会使蜜糖流得干净。可是，养蜂人摇糖时偏偏用力不是太大。
“老乡，为啥摇糖不多用点气力？”
“用力太大，蜜都流尽了，蜜蜂吃什么呀？”
养蜂人摇糖只取七成，留三成给蜂群食用；如果到了冬季，还要将白砂糖熬成蜜来喂养蜜蜂。这样，蜂群才繁殖得快。养蜂人摇糖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提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高度集中的，税利全数上缴，然后按规定逐级划拨“人头费”和“事业费”。这种财政政策，基层干部称之为“财政报账制”。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政策从“供给制”发展到“报账制”，应该算是一种进步。
但是，实行二十年多后，财政报账制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一是地方财政收多收少一个样，实现税利多的地方得不到丝毫好处，实现税利少的地方反而可以“吃补助”。二是基层政府没有财政自主权，增收部分全额上缴，“计划外支出”却找不到来源。这样，必然会影响地方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影响地方政府运用“财政杠杆”的调控能力。
要搞活广汉经济，必须争取财政自主权。比如说像摇糖一样，自己可以决定取、留的比例，广汉县的综合改革要想继续深入，就必须争取到这方面的一些财政自主权，为改革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广汉进行改革试点后不久，县委便开始争取实行财政包干的政策支持了。1979年3月，常光南写信给省委书记赵紫阳，提出“为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高速度发展工农业生产，广开财源，增加收入，我认为实行财政包干，‘一定三年’的办法比较重要”。1979年4月，县委又以《关于农业现代化综合试点中有关问题的报告》，正式向温江地委和四川省委申报，其中第一项就是实行财政包干。上报的请示是：“以广汉县1978年财政上缴任务2004万元为基数，‘一包三年’不变，在执行中如遇政策改变影响，税源财源，该加的加，该减的减。”
1979年7月，经省委批准，省财政厅同意对广汉实行财政包干，办法是在统收统支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定基数，包收入，超收部分归县支配。超收不足100万元时，由省财政补足100万元。
1980年6月，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田纪云亲自到广汉，在调查测算后同县委协商：从1980年起，改变对广汉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协商确定后，经省委批准，一定五年不变。(陈立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