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高公社“黄田坝”的“叛逆”做法，正像一粒优质的种子，迎接着改革的春天。
随着极左路线渐渐失去威力，县委一班人经过研究，对包产的做法，决定向省委请示争取支持。省委研究了广汉的请示后，派主管农业的书记杨万选到广汉实地考察。杨万选了解情况后口头表示：可以在一个公社范围内搞“生产责任制”的试点，但不宣传，不报道。
广汉县委决定在金鱼公社搞试点。1977年10月10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讨论怎样搞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增加社员收入。正式开会之前，常光南讲：“如何搞好生产，增产增收？多年摸索、反复实践都找不到好办法。现在，西高公社五大二队拿出了一套好办法，第一年实践下来，小春增产、大春丰收，全年净增粮食十二万斤啦！平均亩产增长四百斤。地还是原来的三百来亩地，人还是原来那些人，为啥就大变样、大增产了呢？”
提出问题后，常光南观察了一下会场上的表情，有的惊讶，有的怀疑，有的似笑非笑……
接着，常光南简要介绍了西高五大二队包工包产的具体做法。
会场上顿时交头接耳，开了锅似的，赞成的少，怀疑的多。干部们仍普遍对“包产”心有余悸，特别怕“一包就退到解放前”，“包产就是变相搞资本主义”。
老常心里也有些犹疑了，为了绕开这个“包”字，大家提出将包产改为“定产”，全称就叫：“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
金鱼公社书记李明英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常书记，只要允许搞定产，我们保证明年全社产量每亩增长一百斤。否则，您撤我的职！”
常光南直视着李明英，说：“你真想好了，敢‘往猫脖子上挂铃铛’？”
李明英没有直接作答，他转述了社员们的口头禅：“出工一条龙，下田一窝蜂”、“只要圈圈画得圆，管你增产或减产”。
常光南听出了话的含意，便进一步激将：“如果先在你们公社搞试点，你怕不怕？”
李明英狡黠地笑了笑：“怕啥哟？常书记敢决定，我李明英就敢执行。”
然而，“定”与“包”让党委书记们很纠结。常光南眼见难以统一认识，便只好宣布散会，并告诉大家：县委要向上级报告，等待上级的批示。
得到上级肯定后，1978年1月29日，广汉以广委发(1978)004号文件发出了《中共广汉县委批转农林水利局<关于金鱼公社整顿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报告>的通知》。
金鱼公社接到文件，用了五天时间来举办大队会计、生产队长和公社辅导员学习班，又发动社员群众广泛讨论，形成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各大队、生产队则根据各自的情况和社员的意见，有的定产到组，有的定产到宅院，有的干脆包产到户。当年，全公社预计粮食总产量达到1350万公斤，增长20.6%，比全县增产比例高出近一倍。分配结算过后，金鱼信用社的社员存款一下子增加四万四千多元。(陈立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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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生产民谣
过去生产没责任，大家伙到混。你混我也混，好坏分不清。不能多贡献，自己又少分。
如今分组作业责任明，好坏一眼就看清。相互搞竞赛，大家比干劲。多出力，多增产，为国多贡献，自己又多分。田地定到户，活路自己做。工副齐发展，发财又致富。
“定产到组”进入最高决策层
金鱼公社试点经验写出后，于1978年10月27日报送省委。赵紫阳当天批示：“金鱼公社建立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制的经验。是运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使社员的劳动同自己的物质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看来，这种办法是可行的。”
1978年11月初，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策”（草案）。这个草案由农业部起草，要赵紫阳承头修改。“联产计酬”是新的提法，这个提法在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正式决定中改为“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广汉县对干部社员实行奖励》的报道，周围的县、区、公社，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县上应接不暇。金鱼公社更是门庭若市。后来，外省也有不少地、县，打电话、发电报来了解情况、询问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