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尘封的历史，如果不是阴差阳错，也许当年摆在邓小平桌上的农村改革先行者就不是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而是当时广汉县（广汉市）西高公社（西高镇）的五大队二队（金光村二组）。因为小岗村包产到组的协议是1978年，而金光村是1976年，早了近两年。
一天只挣八分钱的日子
1975年，五大队二队年终收入决算，每个劳动日仅值8分钱，致使50-60%的农户要“倒找”。所谓“倒找”，就是社员劳动了365天所挣的工分折算成工钱还买不回全年要吃的基本口粮，只好倒欠生产队的钱。
这个现实让队长说不起话，失去了号召力，队委干部也抬不起头。本来社员的日子就很不好过，常常是忍着饥饿干活，多以厚皮菜、苕菜尖、青菜叶等粗菜掺在稀饭里对付肚子，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见得到一点荤腥。说起穿着，更是寒碜，一般都穿旧衣或补巴衣裤，夏天要么穿草鞋，要么打赤脚。住的就更不消说了，一般都住土坯茅草屋。这日子本就过得够呛，加之劳动单价再度下滑，难免不让人想起三年灾害时，村里饿死不少人的往事。那么，往后的日子怎么办？这是一个沉重而又不得不琢磨的话题。
一个村庄的历史性转身
五大队地处西高公社正北，因黄泥烂田较多，故名“黄田坝”。对“黄田坝”，老百姓的口头禅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
二队更是黄田坝的“老大难”，全队五十多户人家毗连排洪河畔。难以理喻的是，只有九十多个劳动力，就有队长、副队长、队委、组长、副组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等三十多人可以不干活，再除去四个放水员、九个“使牛匠”，全天候下地干活的只剩下四十来个劳动力，自然而然，怨声载道的嘀咕，渐渐就转变为偷工减料的行为了。到了“双抢”时节，瞎子和老尼姑也被撵下地去，干活的进度还是赶不上季节。栽双季稻时，竟发现抛在田里却没解捆的秧苗……全队315亩水旱双作的土地，大小春加起来才收获27万斤粮食，亩产量比邻队少了一半，人均口粮不足五百斤。
为了解决二队的“人懒心散”问题，公社和大队费了不少心思，派干部蹲点，年年改换生产队长……能想到的办法一样样试过了，队里的农业生产就是横竖拿不起来。
后来，多年担任大队长的肖光均做了党支部书记。他和新上任的生产队长莫诗富商量，打算解决社员出工不出力的问题。肖光均转动着眼珠子说：“把地划到各家各户去，看上不上心，出不出力！”
莫诗富顿时瞪大了眼睛：“六三年搞‘三自一包’，后来遭得惨哦！”
肖光均继续试探：“六三年不是大丰收了吗？”
对于莫诗富的疑虑和担心，肖光均心知肚明。当时，上头还在讲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也就是说，将生产队的土地划到各家各户，属于“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仅有挨批斗、被打倒的可能，甚至还有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危险。
故事，终究在1976年春天一个飘着细雨的日子里发生了。当天，肖光均披着一件使牛蓑衣，来到会计高美元家，吩咐莫诗富通知队干部来开会。
莫诗富通知了队委会七个人开会，他们是会计高美元、出纳杨龙兴、队委蔡德兴、罗志国、鲁厚礼，这些人都是当时生产队决策的头面人物。
除了莫诗富知道会议内容，其他干部都还蒙在鼓里。人到齐了，肖光均宣布开会后，突然说出了怀揣已久的想法：“这些年啥子办法都想尽了，庄稼就是种不好。大家吃、穿、住，就靠队里这坝地了！要想搞好生产，干脆试一下，我们把全队分成几个作业组，把产量包到各组去，每个组大小二季粮食收获后，必须先完成国家的任务，然后超产部分实行四六分成，集体占四成作为积累，作业组得六成奖励分给社员，行不行我们试着搞一下看，大家都拿个主意！”
一阵惊悸过后，在座的队干部面面相觑没有吱声。会议凝重地沉默了好一会，仍然没有人表态赞成或反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莫诗富看出了大家的疑虑，便站出来打圆场，“把土地划到各家各户去种，只要大家注意莫说出去，为了填饱肚子，大家千万莫要说出去。是不是先征求一下社员的意见，众人有了态度，这个事就会好办些了！”接着，大家对三个组的分法进行了研究，最后商定了一个大致的意见。
这个主意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队干部分头到社员家去吹了吹“风”，由于有了填饱肚子这个前提，多数社员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坚决：“各种各的地，看哪个还会偷奸耍滑！”
于是，肖光均和莫诗富稍作商量，顺势召开各户代表会。
会场设在一个仓房里，各家各户的代表聚在一起，商量出全队分成三个组及放水、耕牛、农机、公粮统购、集体提留的具体分法。
大家便按庄稼的长势和土质，将全队田地分为三个等级，丈量面积，根据等级好孬搭配，为让分配公平公正，使用了传统的“抓阄”方法，地块编号捏作纸坨坨，各人凭“手气”，拈到哪坨是哪坨。
由于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自然格外看重。社员们怀着期望和虔诚打开纸坨坨，有的高兴得直跳，有的则失望地直叫。莫诗富为了安抚众心，答应在秋收稻谷入仓后，再按这次划分土地的三道程序，重新平衡一下，终于将三百多亩田地划分停当。
当下，各家耕耙下种，每户1.55亩，从小春开始就各种各的地了。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里开始的包产到组，竟是中国农村的一次华丽转身。
1976年，大春决算时，每个劳动日单价从8分钱提高到了1.05元，劳动力多的家庭竟能分到近千元。在当时，一千元是可以修房子娶媳妇的哦。队里的粮食总产量也从27万斤增长到44万斤。
这个结果无疑是皆大欢喜的，高兴中难免忐忑不安，于是再三叮嘱不要泄露“机密”。
县委书记的意外发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汉县委一班人总想找到一条把农业搞上去的路子。但在“一大二公”体制和“大寨式工分”的束缚下，社员没有积极性，出工也不出力，生产毫无起色。
1977年初夏的一天，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戴着一顶草帽，骑上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早早地出了县委大门。骑车出城，眼见广阔的田野上，苞谷已挂红须了，秧苗随风起伏，不过庄稼的长势不如人意。
骑车沿路走来，只见从一竹树环绕的院落中走出一个中年人，举起一根铁棍，将一截吊在树上的钢轨敲响。随即，只见他拉长声音，吆喝着“出——工——喽”。吆喝之后，那人又缩回院落里，过了好一阵子，也不见出工社员的身影。
再往前走，他看见一位蹲在田埂上的老农，脚边放着一根薅秧棍。老常决定过去聊聊，还未走拢就亲切地打招呼：“大爷，今年秧子长得好不好？”
“不敢说好。”老农无精打采地回答。
“你们这个秧苗该薅二道了吧，这会儿凉快，何不先干起来？”
“人都没到齐得嘛，一个圈圈十分工，干多干少没得区别！”老农说完继续吸他的叶子烟，不再言语。
老常想到了“圈圈工”的两个顺口溜：“你下田、我下田、大家圈圈一样圆”、“你上坡、我上坡，大家圈圈一样多”。工分只值一两角，平均主义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他说了声“打搅了。”心情沉重地又蹬车前行。
晌午过后，老常来到西高公社地界。西高公社在广汉最西头，地处偏僻而土质又孬，广汉的农田绝大多数是黑油油的土壤，而这里却多数是黄土。有顺口溜说：“有女不嫁黄田郎，家家穷得叮当响。”老常记起了前年黄田坝连遭水涝灾害，粮油产量连续减产，需要吃“救济粮”的人家增加了两三成。他想肯定会听到牢骚话。
出乎意料，黄田坝的庄稼让他眼前一亮，田里青葱墨绿，田埂整修得整整齐齐，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要长得茂盛些，田埂边上种的两排黄豆已结荚了。也不见几十个人挤在一块田里，边干活边开玩笑的现象，而是三、五个人一块田，各自埋着头展劲做活路。这可有点新鲜？老常走近一个老农，想打听打听。
听到老常的招呼声，老农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一通，突然警觉地问：“你是县里下来的干部？”
老常不便表露身份，摘下头上的草帽说：“我有一个亲戚住西高。”
“哦——”老常的北方口音使大爷更增疑虑，小声问了一句：“几大队的？”
“八大队吧，好像是三生产队。”
“哦，八大三，还要往前走。”
老大爷一边热情地指路，一边转身要走。
老常随口夸赞了一下田里的庄稼：“你们今年的大春长得好哦！”
老农左右望了一下，见四周没有人注意，才压低声音说：“是要好点，不过也好不了多少。”
“你们用的啥子好办法？”常光南继续追问。
老汉吱吱唔唔地笑了笑说：“这嘛……我也说不清楚。”
老常脑筋一转，笑着问：“您是几大队的，总可以告诉我吧？”
“五大队。”
老汉看了看田中间的那几个人，忙忙慌慌折转身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老常将自行车锁在路旁，又到另一块田打听：“你们的庄稼为啥长得这么好啊？”
田里的人笑着回答：“肥料施得多呗。”
一个中年妇女插话：“我们这儿的人勤快些，庄稼当然长得好！”
“嗯——”老常发现社员们对他有戒心，便笑着说：“这里头有没有些卯窍？”
地里劳动的人都摇头说不晓得。老常问：“我们的队长在哪儿？” 一个年长的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晒坝。
常光南找到队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明了要听听先进经验。队长先是有些紧张，不肯说，经常光南再三开导，队长开口先问：“你要听真话还是听汇报？”老常说：“当然要听真话，有了好经验，还要表扬推广。”
见老常一脸诚恳，队长莫诗富才吱吱唔唔地说：“我们是穷怕了，又想不到好办法，为了减轻上级的负担，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从小春开始没再搞‘大寨工分’，把田地划分为三大片，社员划分成三个组，大家商定按庄稼的长势和土质，将全队田土分为三个等级，好坏搭配，划分到各组名下，一个组包种一片田地。任务也分了，各组按生产队定的任务向队里缴纳粮食，超产的各组自行分配，其它的跟着走——什么猪呀、牛呀都跟着走，为了减少矛盾，凭手气抓阄，抓到哪坨就是坨。这样，三个组抢着干，因此生产面貌大为好转。”
听了这些，老常很受启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恰如四川土话说的“捡到金元宝”一样，他终于问出了一个“包产”的做法，但这“包产”可是农业合作化以来的一大禁区。
回城以后，老常专门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讲话时特意避开“包”字改成“定”字，称这是“五统五定生产责任制”。多数同志对这个办法很感兴趣，大家热烈讨论。一位“红卫兵”头头出身的党委书记插了一杠子：“定就是包，包就是定，这样说恐怕绕不过去，实质可是一个样哦。”这话顿时使会议气氛变冷，与会者不敢对“五统五定”表态，会议草草收场。
当时，干部和社员都为之捏了一把汗。没过几天，县上下发了《工作简报》，精神是全县可以试点搞一些乡镇，大家才放下心来。当年过完国庆节，县委派到西高公社蹲点的干部带回的统计表显示：五大二队的粮食产量创历史纪录，比上年净增十二万斤！(陈立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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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斯拉夫朋友时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37—238）。